最近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百年历史名碑》，是一部独具风格、形象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书。这部书由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牵头，在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以及国家文物局、各省市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经过三年的努力而编成的。它的问世，为读者从新的角度了解、认识中国近代现代史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、新的途径，难怪，它一出版便受到读者和有关部门的关注。
全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，为时间断限，前后大约160年时间。
历史悠久的中国又是一个碑的王国。树立在中国大地上数不清的碑碣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。碑文化从古到今，已渗透到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，大到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小到一个家庭、一个单位都与碑碣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发生种种关系。自古以来，国家和个人以树碑这种形式来“述德”“铭功”“纪事”，因此，树立碑碣，便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一件十分庄严而神圣的事情。人们站立在高大的碑碣面前，都会有发自内心的感叹。为人为事树碑，便成为中华民族长继不断的传统活动之一。
正因为如此，在近百年中国所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，出现的许许多多的著名人物，在史乘记载的同时，也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了数量众多，各式各样的碑碣，同样是一部石刻的中国近代现代史。它和近代现代史乘相辅相成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，其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。
编者基于对碑碣的独到理解，矢志不渝，调查访问、刻意搜求，其总数近千块。本书共选收近代现代历史名碑432块，基本按历史发展时间顺序，编入如下八个部分中。即开篇人民英雄纪念碑、第一篇鸦片战争前至清朝覆灭（1839－1911．10）、第二篇辛亥革命爆发至国民革命失败（1911．10－1927．7）、第三篇从南昌起义到红军长征胜利会师（1927．8－1936．10）、第四篇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（1931－1945．9）、第五篇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（1946．6－1949．9）、第六篇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（1949．10－1997．7）、末篇“永远盛开的紫荆花”雕塑。在各篇内，在所收集到的历史名碑的基础上，按时间顺序分类编排，相对集中，以凸显人物与事件地位和价值。每篇前遵循“以碑说史”的编写原则，做每一历史时期简要说明，以引导读者加深对所收历史名碑的理解，做法颇有新意。
通观全书，感到此书是一部具有新意的成功之作，其中有三个突出特点，给读者深刻印象：
一、纳碑碣为史料，拓宽历史研究史料来源。
中国近代现代史内容丰富，各类文献资料浩如烟海，汗牛充栋。人们从各个角度、以各种类型汇编了近代现代文献史料，多有出版，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基础。《中国百年历史名碑》突破文献史料汇集的局限，把眼光放在诸多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碑碣上，这就拓宽了近代现代史料的来源。正如本书的编辑说明中所强调的要注意收集有“历史佐证意义”的碑碣，为此，他们特意收入一些省级文物以下碑碣。例如，第一篇的太平天国的“长乐炮台碑”“九女墩纪念碑”，这两块碑都反映了太平天国未载入史册的人与事。
由于每块碑碣均立于当时、当地，又多出于与当事人有关人的组织，因此，都能较真实反映社会情况，比如当时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生产力发展水平，科学技术水平，艺术成就及其特点，甚至人们的生活习俗、宗教信仰，国际矢系等等。它补充文献资料之不足是显而易见的。正是编者纳碑碣为史料，增加了本书的重要史料价值。而碑碣所附的碑文，每篇就是珍贵的史料，其补史的作用更是明显。
二、以碑说史，开创编写形象历史教材的新途径。
本书确定的“以碑说史”的编写原则，不仅很有特点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。由于编者从“纳碑碣为史料”认识出发，必然落到“以碑说史”的实处。编辑此书的根本目的，在于通过实实在在的碑碣文物，说明当时事件的始末、人物活动的内容，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编辑方法。把不同时期的碑碣，纳入当时社会环境中去叙述、去描绘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，就给人一种生动的形象感、历史亲切感、历史真实感，这是文献资料根本无法比拟的。正是因为如此，胡绳同志在序言中说：《中国百年历史名碑》“可以当作一部形象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来读。”这是一言中的，非常恰当的评价。
全书贯彻”以碑说史”的编辑意图，所以，紧紧围绕所收集到的历史名碑，具体而简概地叙述了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，著名人物功过是非，使读者感到是在名碑带领下，重温了中国近代现代史。“以碑说史”的编辑思想，值得称赞。
三、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激情。
《中国百年历史名碑》所收名碑许多都是表现民族自尊心、自信心和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。我们阅读《中国百年历史名碑》感到迎面扑来、感人至深的便是这种爱国主义激情。从第一篇“虎门销化鸦片纪念碑”、“林公则徐纪念碑”到末篇“永远盛开的紫荆花”雕塑，“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”，在这432块历史名碑中，透出令人激动、可以引起编者和读者共鸣的，便是这份爱国主义激情。
